一位青州检察官的职业生涯

我叫马荣玉，现年63岁。回顾40年来的检察岁月，检察工作始终与改革开放齐头并进，与时代同频共振。1978年3月5日，一个注定让检察人终身铭记的日子，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一次会议通过了“恢复全国各级检察机构”的决议。同年9月，益都县人民检察院正式恢复重建，挂牌开展工作，沐浴着改革的春风，青州市人民检察院开启了辉煌的四十年征程。

恢复重建之初，益都县委任命县公安局副局长孙寿松同志为检察长，县法院副院长朱勤朴同志任副检察长，同时从公安、法院和纪委抽调7人来检察院工作，当时的办公条件非常简陋，除检察长用一间半办公室外，其余8个人挤在四间办公室里，一张写字台，两张三抽桌，剩下的就是一张纸一支笔。这些，就是当时检察院的全部家当，其它要什么没什么，没钱、没人、没场所，被兄弟单位称为“三无检察院”。

1979年，上级发文要求抽调国企年轻干部充实到公检法，我就是在那时从益都县农机公司调入到了检察院工作的，当时公检法的待遇是远远不如农机公司的，但是怀着对政法工作的憧憬，我依然服从了组织的安排。据后来听张连根同志讲，朱勤朴副检察长曾经先后两次带他到农机公司秘密调查了解过我的情况，还颇有一些神秘色彩。

记得刚到检察院报到时，组织部的同志告诉我，检察院和公安局在一起办公，于是我就来到了位于益都城里中所营街的公安局，里里外外、转来转去也找不到检察院的牌子。于是我只好去问传达室，传达室的同志指着院子南墙的一个小门说：“从那个小门穿过去，再穿过法院，就是检察院了。”我这才知道，公检法是挤在一个大院里办公的。虽然整个院子拥挤不堪，整天吵杂声、当事人哭闹声不断，但三家单位挤在一块还是比较热闹的，吃饭的时候大家也是蹲在地上围成一个个小圈边吃边聊，有说有笑，也结下了革命友情。当时，交通不便，挤在一起办公也使得案件运转得比较快，移送案件、讨论案件不必跑很长的路，程序上也省了很多时间。

1979年底，通过陆续调进干部，检察院人数到了52人，设置了批捕股、起诉股、经济检察股、法纪检察股、办公室和信访接待室等“四股二室”。这样我们的办公条件就更加紧张了，加上有外地来的军转干部，还要给他们安排宿舍，检察员的宿舍就成了“办公室”，检察员办案的时候，连坐的椅子都没有，于是他们就搬来三块砖头叠在一起，铺上报纸，坐在砖头上，把卷宗铺在床上阅卷办公。

办公场所简陋，后勤保障物资也极度缺乏，最初全院只有一个用来烧水的煤炉，由勤务员王琪用水壶给每个办公室送热水。到了1980年初秋，为了冬天取暖，才给每个办公室配了一个煤炉，那个时候既没有空调也没有地暖，就指着煤炉来取暖，当时由于经费不足，买不起煤块，为了节约开支，院里批购了好几吨煤渣，煤渣必须用黏土和成煤饼晾干才能烧，没有黏土，于是院领导就发动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去拉红土，院里有一辆地排车，然后又到法院去借了一辆，一大早我们拉着两辆地排车跑出去七八里到火石山子（现在的东夷文化园附近），带着铁锹去那的红土沟挖红土，拉回去后孙寿松检察长亲自领着我们十几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和煤饼，经过大家的努力，整整和了好几吨煤饼，铺满了整个院子，就这样解决了全院的取暖，也保证了办公。

恢复重建以后，宪法虽然明确了检察机关的地位，但大家对检察院的职能还是知之甚少，那个时候，科班出身的少，公安、法院调来的还好，还有企业的、部队转业的，都是门外汉，还记得我刚去检察院的时候，以前的同事问我检察院是干啥的，说实话，一开始我也不知道具体是干什么的，我就回答说检察院是负责抓人的。1980年1月1日实施我国第一部《刑法》、《刑事诉讼法》后，大家都是一头雾水，对几位从事过公安业务工作的老政法来说，也是一个新课题。大家围绕着法律条文咬文嚼字，谁说得对听谁的，经过认真学习，大家才逐渐清楚检察院的职能。连我们“行内人”都是通过学习才知道自己是干啥的，更何况普通群众了，大部分群众对检察院的职能可以说是根本不了解，知道公安局抓坏人、法院判离婚，但是检察院是干啥的？很少有人知道。以致于有群众带着妻子找到检察院，说是要检查怀孕情况。我记得当时是五里镇的一个群众，一大早用自行车载着他妻子来检察院，到信访办公室说他妻子要检查妇科，到哪里挂号？信访办的同志用法言法语跟他解释检察院的职能，他根本就听不懂，最后我们的同志只好跟他解释说：“检察院是检察犯罪的，不是检查妇科的”，这样他才载着妻子怏怏离去。后来，通过我们的大力宣传，才使得普通老百姓逐渐了解检察院的职能，特别是反贪局成立以后，老百姓也知道到检察院告状。说起外出办案就更加困难了，当时办案要求“三见面”，要与被告人、受害人见面，要到作案现场去看，所以当时的外出办案任务非常重。“一张纸、一支笔，乡办案跑断腿”就是真实写照，外出办案时同志们都是骑着各人的自行车，不论是偏远乡村路途多么遥远，路况如何糟糕，还是刮风下雨、雪花纷飞，只要有办案任务，就提前准备好干粮，早上四五点出发，晚上八九点能赶回来就赶回来，不能赶回来就几个人挤在乡镇干部临时宿舍里。记得有一次我和崔兴顺同志到淄博的皇城公社调查一个流窜盗窃的案子，一大早，我们两个人冒着大雪骑着自行车出发了，两天跑了两个公社，回来的路上，积雪结成了冰，一路上不停地摔跟头，车凳子都碰进去了，半路上我到一个砖窑捡了一根钢筋，用钢筋把车凳子别出来骑上车继续走，我记得从皇城公社到检察院一共摔了14个跟头。到了1981年初，为了支持检察院办案，县委县府专门配给了我们一辆吉普车，当时全县总共有三辆吉普，一辆是县委的北京吉普，一辆是公安局的美式吉普，再就是我们这辆了。直到今天，我第一次乘车外出办案的场景仍然历历在目。1981年7月，我与崔兴顺办理了一个冒充中央特派员招摇撞骗的案子，要到昌乐等地去取证，于是领导决定派吉普车拉我们外出查案。院里对于这个事情非常重视，出发前一天下午，公诉股长董承训把我和崔兴顺叫到他的办公室，千叮咛万嘱咐：“坐小汽车出发查案，一定要言行谨慎，时刻注意检察官形象，严格执行办案纪律，千万不能马虎！”因为当时吉普车只有县委书记这样的大干部才能坐，查个案子就坐吉普车，对于我们来说太显眼了。第二天早上出发的时候，分管公诉的副检察长张廷立和股里的同志专门在院子里给我们两个人送行。当时不用说吉普车，连自行车都很少见，特别是到了农村就更少了，所以我们的吉普车每到一处，都引来老百姓里三层外三层的围观，这也给我们取证提供了方便，我们一说要找谁，老百姓就带着我们找去了，所以工作进展得很顺利，我们两个也没有辜负领导和同志们的期望，顶烈日，冒酷暑，两天时间跑了昌乐等地的八个村进一步查清了案情，善始善终地做好了审查起诉工作，犯罪嫌疑人赵祥被判有期徒刑 6年。

日出日落，光阴似箭。如今我们检察院的面貌大大改变，院里的办公条件早已是鸟枪换炮了，2016 年更是搬进了新检察院大楼，搬砖坐在床头阅卷办案，骑自行车外出办案，这些都已成为历史。我相信，新一代的青州检察人，必将沿着前辈的道路，浇铸灿烂的检察之花，为检察事业贡献力量。致敬，与改革开放同行的检察岁月；致敬，记录时代公平正义的检察岁月；致敬，那些铭记在记忆深处的检察岁月！（马荣玉 口述 李振 整理 )